从肿瘤生物学到全球新药研发：一个临床医学博士的跨界突围

大家好，我是大熊，这回真的是好久不见～

很多年没开始提笔写文章了，略有点生疏，借着博士毕业+改行的契机，跟大家分享改行的一个心路历程。

一. 起点：德国海德堡，学术的乌托邦

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做医学博士的那五年，是我人生中最纯粹的学术时光。海德堡的老城、内卡河、哲学家小径，曼海姆医院门口流淌的莱茵河，以及实验室里永远亮着的灯，构成了我对科研的全部想象。我的同事，我的老板，是我全部的科研动力，那时候，我以为自己会像许多前辈一样，沿着学术阶梯一步步攀登，最终在某所大学或研究所里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，门上挂着“Prof. Dr.”的头衔。因为我的公众号、小红书，可以说我的全网平台，都是在不断的输出我的学习。你们看到的分享，其实都是基于我每天学到，或者有朋友提起，我事后一想，这确实值得拿来分享。

某种程度来说，大熊这个账号，是我学习和收获的总结，又或者是记录我从事科研的每一个年头，每一个更加深刻的笔记。

但现实总是比理想更复杂。

二. 转折：回国，西湖大学的半年博后实验

回国后，我选择了西湖大学。这所新兴的研究型大学充满活力，年轻的PI们带着顶尖的学术背景和满腔热情，试图在中国打造一个“小而美”的科研圣地。我也很喜欢西湖大学，在这里，我见到了全世界最fancy的仪器，可以说是一流的设备，一流的教授。每周都能在学校里听到各种讲座资源，只要你想，西湖大学就能为你提供一个更深刻的学习平台，前提是你愿意不断学，那么西湖大学就会不断的支持你。我也曾满怀期待，希望能在这里找到学术与现实的平衡点。然而，半年后，我动摇了。

国内的学术环境与德国截然不同。资源集中、竞争激烈、非科研事务占用大量精力……更重要的是，我逐渐意识到，自己对“学术成功”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。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、争取“帽子”、申请基金——这些固然重要，但它们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

我开始问自己：如果学术是一条单行道，我是否愿意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，只为验证自己是否适合这条道路？在这个阶段，我也跟很多的同行，或者PI沟通，也有很多同事并不理解我的这一决定，毕竟突然选择离开了很多年的科研，选择去业界做一个螺丝钉，这个转变发生在一瞬间，确实很突兀。不过还好，人生做任何重大的决定的时候，我的家人都在我身边支持我，无论是情感支持还是经济上的支持，从没断过。所以我做任何决定，都不需要考虑到来自他方的塌方，我只管为自己的未来去思考。

三. 选择：离开象牙塔，走进药企

最终，在今年年中的时候，我决定转向工业界，加入一家药企，担任临床研发，从事CRP，也就是医学经理。这个决定并不容易。在传统观念里，博士的“正统”出路是学术界，去企业似乎是一种“退而求其次”的选择。但现实是，学术界早已不是唯一的“理想国”。

社会的变局：学术界vs. 工业界

学术界的“内卷”与不确定性：高校和研究所的职位稀缺，青年科研人员面临巨大的晋升压力。即便是在西湖大学这样的新兴机构，长期的职业安全感依然是个问号。

工业界的机遇与挑战：药企、生物科技公司正在成为医学人才的新选择。尤其是临床开发领域，既需要扎实的科研背景，也需要对医学转化的深刻理解。而这一领域的发展空间，远比学术界更广阔。

博士的价值被低估了吗？很多人认为，博士是“学术临时工”，但在工业界，博士的训练恰恰是优势——它意味着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、跨领域的协作能力，以及对复杂数据的敏锐度。

“高学历低就业”是浪费吗？ 如果以“是否留在学术界”作为评判标准，那确实是一种浪费。但如果以“能否发挥专业价值”为标准，工业界反而是更务实的舞台。

四. 那么我去药企，真的就是彻底离开医学与科研了吗？

最开始，在临床就读的时候，我们的世界总是围绕着医院与医学院。

而后在海德堡大学的肿瘤生物学实验室里，我的世界是由基因序列、Western Blot条带和小鼠肿瘤模型构成的。那时候，科学问题很“小”—— 一个信号通路的调控机制、一个蛋白的磷酸化位点、一种化疗药物的耐药性——但答案却很难。常常为了一个实验重复三个月，最后发现是抗体批次出了问题。

这种“小而深”的研究，是基础医学的常态。它教会我严谨，但也让我意识到：在实验室里解决的科学问题，距离真正的患者，还有太远的路。

但当我真正踏入药企的医学部门时，这种冲击才达到顶峰。

这三个月，我在学什么？

1）第一课：法规与框架——从“科研自由”到“合规枷锁”

在学术界，实验只需遵循科学伦理；在工业界，每一步都必须在ICH-GCP（国际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）、NMPA（国家药监局）和FDA的框架下跳舞。第一次审阅临床试验方案时，我盯着“知情同意书必须包含赫尔辛基宣言第23条”发愣，偷偷百度“赫尔辛基宣言是什么”；第一次参与CDE（国家药审中心）沟通会，才明白原来药物的“有效性”和“安全性”需要如此精确的统计学设计支撑。这让我想起博士期间养细胞时总抱怨“培养基贵”，而现在讨论的是“一个III期临床试验的预算够养几亿个细胞”。

2）第二课：视角升维——从“单个基因”到“全人群获益”

做基础研究时，我关注的是“EGFR突变如何导致耐药”；现在，我需要回答：这个突变在亚洲人群的发病率是多少？针对它的新药能否让患者总生存期延长3个月以上？如果和PD-1联用，毒性是否可控？科学的“优雅”让位于医学的“务实”。 曾经觉得“统计学是枯燥的数字游戏”，现在却要亲手计算“HR值是否达到显著性差异”。

3）第三课：全球化思维——从“海德堡实验室”到“中美双报”

药企的临床开发是一场全球协作：中国的临床试验数据能否支持FDA申报？欧盟的EMA和日本的PMDA对同类药物的审批标准有何差异？跨国多中心研究中，如何平衡不同地区的患者入组速度？突然之间，我的工作语言从“Western Blot”变成了“OS（总生存期）”“PFS（无进展生存期）”“DSMB（数据安全监查委员会）”……

五. 碰撞：基础科研的遗产如何反哺工业界？

尽管跨界艰难，但博士期间的训练并非无用功：对机制的理解：当讨论“为什么靶向药联合免疫治疗会增强抗肿瘤效果”时，我能快速切入T细胞激活的分子通路；批判性思维：审阅临床前数据时，一眼看出某个动物实验的样本量根本不够支撑结论；快速学习能力：ICH-GCP的几百页法规？不过是比《分子生物学》教材薄一点而已。

基础科研培养的“科学直觉”，正在以另一种形式存活于我的职业基因中。

六. 给同样迷茫的同行者

如果你也在学术与工业界的十字路口徘徊，以下是我的几点建议：关于研发，关于突破，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医学人才？当前医学教育的割裂现象值得警惕：临床医生困于手术和门诊，难参与创新药研发；基础科研者埋头于细胞和小鼠，离临床需求太远；药企医学人夹在科学、商业和法规之间，需要成为“三栖动物”。

而真正的突破，往往发生在学科的交叉地带——如果你既懂KRAS突变的结构生物学，又清楚肺癌患者的实际治疗困境；如果你既能设计基因敲除实验，又能撰写符合CDE要求的临床开发计划；那你就是行业最稀缺的“转化型大脑”。

不要被“光环”绑架：博士学位和博士后经历是你的资本，但不是你的枷锁。职业选择没有高低之分，只有适合与否。

尽早接触工业界：在任何阶如果有机会，都可以尝试与企业合作，或参加行业会议。了解工业界的运作模式，避免“信息差”导致的决策失误。

接受不确定性：没有一条路是绝对正确的。学术和工业界各有优劣，关键是你能否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价值感。

如果要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，可以多了解其他行业对于人才所需要的能力，寻找“跨界导师”。

人生是旷野，不是轨道。

从海德堡到西湖，再到药企，我的路径看似“非典型”，其实我一直在坚持走医学与科研这条路。科学的本质是解构——把疾病拆解成基因、蛋白和通路。

医学的本质是重建——把碎片化的知识整合成拯救患者的方案。

而我有幸站在两者的交界处，成为一个“翻译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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